1962年，我家住在解放三场（现二师二十五团）生产一队。父母在生产队劳动，10岁的我在场子女校读书。

　　7月学校放假。一天下午，我和一群半大孩子在生产队的大院里玩闹。看到队里赶牛车的大叔要去菜地给食堂拉菜，我们便蜂拥着跟在牛车后一起去地里帮忙。

　　菜地的青菜绿油油地一大片，长得特别好。我们学着大人们的样子，在地里拔青菜，然后将菜抱到牛车上，一个个干得小脸通红，不亦乐乎。

　　没过多久，牛车就装满了青菜。赶牛车的叔叔笑眯眯地叫我们坐车回去。小伙伴们虽然心里很想坐车，却又都不敢坐，只有我大大咧咧地爬上了车，一脸新奇地坐在牛车上，很听话地抓紧了车上的绑绳。

　　大概是要回家了吧，拉了一天车的大黄牛走得特别轻快。

　　“啊。”

　　伴随着我的一声尖叫，牛车在翻过菜地的毛渠埂子时，忽然颠簸了一下，我的手一松，从牛车的侧前方滑了下去，滚落到车下的我懵了，还没来得及站起来，右腿又被车轱辘碾压了过去。

　　跟在牛车后面的小伙伴突然发现了在车下的我，一个个吓得楞住了，随后大声喊叫起来。

　　得到消息匆匆赶来的父亲，与随后赶来的4名叔叔用柳树条编的抬把，将我小心翼翼地送到了场卫生所。

　　卫生所的医生对我的腿做了初步检查后，焦急地告诉父亲：“腿可能断了，要赶紧送到地处焉耆县的农二师医院手术治疗。”

　　从场里到农二师医院距离十五六公里，当时还没有修公路，只能走戈壁滩和盐碱地上的小路。

　　父亲和4名叔叔二话不说，抬起我就往农二师医院赶。小路并不好走，父亲和叔叔们小心地绕过沟渠和土坑，轮换着稳稳地抬着抬把，生怕再将我磕碰着，脚步却丝毫不慢。

　　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徒步急行军，父亲和叔叔们满身大汗地赶在天黑透前，把我送到了农二师医院。医生护士们很快将我推进了手术室。

　　当听说我是大腿骨粉碎性骨折时，父亲焦急的脸上满是担忧和心疼。在医生的劝说和保证下，父亲和叔叔们无奈地踏上了回家的路，把我留在了医院。

　　天已经黑透了。来时走得匆忙，谁都没顾上带马灯，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着黑走回了家。

　　住院期间，医生和护士对我都特别好，一天三顿饭都是护士姐姐送到我床前。父亲和母亲也轮换着来医院看过我，每次都是他们在下班后匆匆赶到医院，看过我后，又匆匆走夜路赶回家，这样也足以让我高兴好几天。

　　我在医院住了近一个月，医生告诉我可以回家了。那天，在地里浇了一夜水的父亲，下了夜班后回家吃了早饭，又用毛巾包了两个馒头，背着装满水的行军壶，在我急切的期盼中来到医院，接我回家。

　　仔细听完医生的叮嘱后，父亲回到病房。他蹲下身，笑眯眯地让我骑坐在了他的肩膀上，开心地踏上回家之路。

　　8月的天空很蓝，没有一丝云彩。戈壁滩上没有树，太阳直直地照在我和父亲身上。那天父亲走得不快，我坐在父亲的肩膀上，双手抱着父亲的头。父亲的头发从开始的有点潮，渐渐地变成了湿漉漉的，但父亲一直挺直了腰，走的稳稳当当。

　　快中午时，父亲从口袋里掏出馒头递给我。我一手抓着馒头，另一只手紧紧地搂着父亲的头。望着茫茫的戈壁滩，忽然发现父亲是那样的高大，坐在父亲的肩膀上可以看得很远很远。我默默地想着，以后一定要像父亲一样，挺直了腰走路，走得稳稳当当、堂堂正正。

　　1969年，我参加工作，分配在了父亲所在的二十五团一连一排（1969年9月，解放三场更名为二十五团）。不同的是，父亲在二班当班长，我分在一班当农工。

　　刚工作，很多农活我都不会干。上班时，我跟着班里的老同志学。回到家，父亲不光耐心地教了我很多生产技能，还不断地叮嘱我，干工作不能怕苦、怕累，要尊敬老同志，多帮助别人。

　　7月，小麦成熟。父亲这名连队里顶顶有名的割麦能手利用中午休息，单独教我左手搂麦、右手挥镰的技巧。

　　“要想快，就不能怕累，要弯下腰一直向前割。”父亲一边做着示范，一边给我讲解，一片片金黄色的麦秸齐刷刷在倒在父亲的镰刀下。阳光下，父亲被汗水浸湿的肩膀厚实有力。

　　很快，我也像父亲一样，成了年青人里的割麦能手。

　　1971年冬，工作表现突出的我被连队提拔为一班的副班长。

　　后来，我去条件艰苦的山区放过羊，当过招待员、话务员......不论干什么工作，我都牢记着父亲的叮嘱，工作中不怕苦不怕累，生活中挺直了腰，走稳每一步。

　　现在，已经92岁的父亲住在团场，每天和老伙计在公园里散步，在老年活动中心打牌，享受着幸福的晚年生活。（黄志英口述 杨君 郭静整理）